革命家忆・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外贝加里亚之改革事业——波兰革命之失败及其悲惨的结果——佐治·克南

在西伯利亚度过的五年岁月使我得以完全认识了生活与人性。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站在社会的最上层的人和在最下层里浑浑噩噩度日的人——流浪汉以及所谓无可救药的罪犯。我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出：纵使官府有着最良好的动机，它能给予农民的是多么的少。还有，我在这几年中搭大车、轮船、木船，尤以骑马的时候居多，共走了五万多英里路；这样大范围的旅行在增进我的健康上实有惊人的效果。这些旅行还教我明白一个人只要走出那世俗文明的迷境，他的真正需要是多么的小。几磅面包、几两茶叶放在皮袋里，一只锅，一把斧头挂在马鞍旁，一张绒毯放在马鞍下。到了晚间便砍下杉枝铺在地上做床，再把那张绒毯放在上面，然后拾些树枝树叶生起火来。这时候，虽置身在林木茂密或积雪皑皑的陌生的群山中，一个人也会有不可思议的独立之感。倘使要把我的生涯中的这一部分描写起来，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在这里我只能略略一提，因为以后要说的事情太多了。

在欧洲，一般人都以为西伯利亚是一个只有流放人居住的冰天雪地，甚至许多俄国人也是这样想，其实并非如此。西伯利亚南部的天然物产之丰富，和加拿大南部相同，而且这两者外表相似之处也极多。在西伯利亚，除了有五十万的土著外，还有四百万以上的俄国人。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和莫斯科以北的各省一样，是纯粹俄国的。

在1862年，西伯利亚高级行政机关的进步与开明，远比俄国本部各省为优。一个非常的人物（就是那个把阿穆尔河一带地方吞并给俄国的N.N.穆拉维约夫伯爵），做了几年的东西伯利亚总督。他是一个十分聪明活跃、极其友善，而且热心为祖国尽力的人。和所有政府派的活动家一样，他在内心深处也是一个专制者；不过他抱着进步的思想，而且民主的共和主义还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他在很大程度上撤除了那些只想在西伯利亚刮地皮的旧官僚，另外搜罗了一批有着同样伟大抱负的英俊诚实的青年。在他自己的书斋里，一群青年军官在讨论有无可能建立一个西伯利亚合众国，与远隔太平洋的美利坚合众国联合。流放人巴枯宁也在其中，他在1861年秋天逃出西伯利亚。

我到了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在圣彼得堡看见正在兴起的反动潮流还不曾达到这等僻远之地。青年总督科尔沙夫刚刚接替了穆拉维约夫的职务，他对我非常欢迎，他向我说，他高兴有一批自由思想的人在他的周围。参谋长古概尔也是一个青年将军，还不到三十五岁，我便做了他的侍从武官。他和我第一次会面时就马上把我邀请到他家中的一间房里去，在那里，除了陈列着俄国最好的杂志外，还有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革命书报全部。我们不久就成了知己朋友。

古概尔将军那时暂行代理着外贝加里亚省长的职务，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便渡过美丽的贝加尔湖东进，到了本省省城赤塔。一到那里，我马上就专心一意地抓紧时间致力于当时正在讨论的大改革。圣彼得堡的各部曾通令各地方当局，要他们制订出本省行政机关、警察组织、法庭、监狱、流放制度以及村镇自治等等的彻底改革的计划——而且要完全以沙皇的宣言中所定的广泛自由主义为基础。

古概尔得着聪明实际的佩达申科上校和几个抱负不凡的文职官吏的辅佐，整天不休息地工作，时常工作到深夜。我担任着两个委员会（监狱与流放制度改革委员会及城镇自治设计委员会）的书记。我便以十九岁青年的全部热诚来工作。我读了很多关于此等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外国的现状的书籍，内务部与司法部就曾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优秀书报。然而我们在外贝加里亚所做的决不单是理论工作。我和那批深知真实需要和本地的可能性的讲究实际的人先讨论出一个大纲，然后再讨论每一细则，为了这个目的，我会见了不少省城里和城镇里的人。然后我把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拿去和古概尔、佩达申科他们再讨论一次；当我把此等结果拟成草案后，再交委员会逐点细细推敲。

此等委员会之一，即城镇自治委员会，是由赤塔的全体市民选出的委员组成的，而其选举之自由与美国无异。总之，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便是在今天，在许多年以后回顾起来，我也还能带着充分的确信说，如果政府赋予村镇以我们当初所拟定的那种适度的自治的话，西伯利亚的各村镇将和现在大不相同。然而一切努力全归无效，这在后面我就要说到。

此外，还有不少临时的事务。为了维持慈善事业的款项须得筹集；为了地方农业展览会用的本省经济概况应该写成；某些重要的调查须得进行。古概尔有时会对我说：“我们是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亲爱的朋友，努力工作罢；不要忘记你是所有现在的以及将来的委员会的书记。”我听了这样的话便加倍努力地工作。

我只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在我们这一个省里，有一个“镇长”（其实不过是一个有着广泛而不明确的权力的警官而已），这个人实是全省之污点。他掠夺农民、滥用笞刑、甚至违背俄国法律，鞭笞妇女；一件刑事案子落到他手里，一搁就是数月，同时，被告长期囚在狱里候审，直到向他行贿才了。古概尔早就要撤他的职，然而总督不赞成，因为他在圣彼得堡有大人物做他的靠山。经过多次踌躇以后，我们才决定由我到那里去作一次实地调查，搜集他罪状的证据。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农民被他吓坏了，而且他们深知俄国的一句谚语——“上帝远在天边，你的长官近在眼前”，所以不敢出来作证告发官长，甚至那个受过他鞭打的妇人起初也不敢写一张状词。后来我在那里和农民同住了两个星期，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以后他们才肯把镇长的罪迹一一告诉我。我搜集了足以致命的证据，镇长才被撤了职。除了这一害，我们庆祝了一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过了几个月，我们知道那个人反而在堪察加做了更高的官。在那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劫掠土著居民，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几年以后他回到圣彼得堡时，已经成了富翁。他现在偶尔在反动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人们可以想见，文章充满了“爱国”热忱！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反动的潮流当时还不曾到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犯依然受着极宽大的待遇，如在穆拉维约夫的时代一样。1861年，诗人米哈伊洛夫因发布革命宣言被判处苦役，发配去西伯利亚，他所经过的第一个省城托波尔斯克的省长曾设宴为之洗尘，本城官吏全体出席。到了外贝加里亚，当局并不要他去作苦工，公然允许他住在一个小矿山村的监狱病院里。他的身体异常衰弱（他患肺病将死，几个月后果然死了）。古概尔将军有一个兄弟是矿山技师，那时候正从皇室那里租了金矿来自行开采，古概尔允准米哈伊洛夫住在他的兄弟家里。这件事在全西伯利亚差不多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伊尔库次克来的消息，说因为有人在政府那里告了密，所以一位宪兵队（即政治警察）的将军便出发到赤塔来严查此事。这消息是由总督的一个侍从武官带来的。我星夜起程去警告米哈伊洛夫，要他马上搬回监狱病院，而宪兵队的那位将军一到赤塔便被古概尔留住。这位先生看见自己每晚在古概尔家中打牌，总是大赢特赢，便不肯牺牲这愉快的辰光去作长途旅行，到当时气候在冰点以下十几度的矿山去，最后他回到了伊尔库次克，非常满意这一次有钱可赚的使命。

然而暴风雨还是一天天地逼近了。在波兰暴动爆发后不久，暴风雨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一扫而光。

1863年1月，波兰人起来反抗俄国的统治了。暴动的队伍在各处成立，于是战争继之而起，达整整十八个月之久。伦敦的俄国亡命者曾恳求波兰革命委员会延期举事。他们已经预见到俄国政府将粉碎这次暴动，从此俄国本土内的种种改革也将随之而完结。然而延期已不可能。1861年，华沙的民族主义示威运动遭到镇压以及其后无缘无故的残酷的处决，激怒了波兰人。大势已经无可挽回。

这时候，波兰独立运动很得俄国人的同情。那些革命党人自然不用说了；便是圣彼得堡社会中较为温和的分子也以为，而且公然地说，俄国与其压制波兰使它成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属地，不如让它独立，做一个亲善的邻邦更为得策。波兰的国民性发展得太厉害了，它决不会把国民性丢掉的，它有它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工业，而且将来也依然会有。俄国只能用暴力和压迫来使波兰做它的奴隶。这种情形当然助长了俄国国内的压迫——在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便是和平的斯拉夫派也有着这种见解；当我还在学校中的时候，圣彼得堡社会对于斯拉夫派文人伊凡·阿克沙科夫当时大胆在他的报纸《日报》上发表的“梦”，就极表赞成。他的“梦”乃是俄国军队从波兰撤退；他论述了撤兵后的种种好处。

1863年，波兰革命爆发的时候，好几个俄国军官居然拒绝进攻波兰人，另有一些人公然参加革命军，死在绞刑台或战场上。俄国各地都有人为波兰革命募捐，在西伯利亚竟明目张胆地筹款；在俄国各大学里，一般的大学生将那些要去投革命军的同学装备起来。

然而在这种全国沸腾之中，忽然有一个消息传遍全俄说，1月10日的夜里，暴动者的队伍袭击驻扎在村里的士兵，他们来不及起床就被屠杀了。虽然在前一天，俄国军队和波兰人的关系似乎还十分友好。自然，这个报告不免言过其实。但不幸的是其中有真实的成份，它给俄国人的印象是极为糟糕的。这两个起源如此之近，而国民性的差别又如此之大的民族间的老仇恨又抬头了。

后来这种恶感又逐渐消失了一点，始终是勇敢的波兰人的壮烈的奋战，以及他们用以抵抗强敌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博得了许多人对这英勇的民族之同情。然而俄国人又知道波兰革命委员会在它的恢复旧国境，重建波兰的要求中把小俄罗斯即乌克兰各省包括在内，而乌克兰的相信希腊正教的居民却深恨波兰的统治者；在最近三百年间，曾几次起来把波兰统治者大批地屠杀。此外，拿破仑三世与英国开始威吓俄国说要发动一次新的战争，其实这种威吓对于波兰人的害处之大，超过上述的总和。俄国的激进派也不满意波兰革命政府中纯粹民族主义派的得势。革命政府毫不打算把土地给与农民。这是一个大的失策。俄国政府正好利用这一失策来表示自己是保护农民以抵抗波兰地主的。

当波兰革命爆发的时候，在俄国一般人都相信这次革命必带有一种民主的、共和的色彩；基于广泛民主的农奴解放必是那为争取祖国独立而战的革命政府要办的第一件事。

1861年在圣彼得堡制定的解放令，给了波兰革命政府采取同一行动以大好机会。农奴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要到1863年2月19日才告终结。此后，在解放的农奴应得分配土地之大小与所处地段这一问题上，要使地主与农奴达成协议是一个极其迟缓的过程。农奴每年缴纳的法定土地赎金高得不成比例。但是农民为了他们的住所还得纳一笔附加费，法律上只定了附加费的最高额——当初大家以为地主也许会被说服放弃这笔附加款的全部或部分。至于所谓土地“赎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把全部价款用公债票偿付与地主，而获地的农民在49年以内，每年纳总额的6%作为年赋与利息），这种赎金之缴纳不仅是过量的，足使农民破产，并且赎金之期限也不曾确定。这全由地主任意决定，常有在农奴解放二十年以后还不曾达成赎金之偿付如何安排的协议。

有鉴于此，一个革命政府本有很好的机会来大大修正俄国法律。它必然会给农奴以更好的，更加确定的解放的条件，以完成这一为农奴谋福利的正义行动。在波兰，农奴的境遇也和在俄国的一样悲惨，有时候甚至比在俄国的更坏。然而革命政府并不做这种事情。纯粹民族主义派和贵族派在这运动中得了势，因此这个最关紧要的问题就被人冷落了。这使得俄国政府容易把农民拉到它那一边去。

亚历山大二世派遣尼可拉·米鲁丁到波兰去实行他打算在俄国实行的农奴解放的时候，他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弱点。他向米鲁丁说：“去罢，去实行你反对波兰贵族的红色的纲领罢”；米鲁丁果然同契尔卡基亲王和其他许多人到波兰去全力以赴地把土地从贵族那里没收了来，分配给农民。

我有一次遇见了当时随同米鲁丁与契尔卡斯基亲王到波兰去的俄国官吏中的一人。他向我说：“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我惯用的方法便是去到一个村里召集农民会议。我说：‘首先请告诉我哪一块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土地？’他们便会指给我看。我又问：‘你们所有的土地就只有这一点吗？’他们便齐声答道：‘当然不是。许多年以前这些草地都是我们的；这树林也曾经一度为我们所有；这些田地也曾是属于我们的。’我让他们继续说完，然后又问：‘你们中间有谁能够发誓证明这块或那块田地曾一度为你们所有呢？’自然没有一个人走出来——日子太久了。到后来，一个老头儿被人推出来，其余的人便说：‘他全都晓得，他能够发誓证明的。’于是这老头儿就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讲他在青年时代所看见的或者从父亲那里所听到的一切，但我不等他说完，便截断了他的话头，我说：‘请你发誓告诉我，据你所知道的哪些土地从前为‘格米纳’（村社）所有，那么从今天起就依然归你们大家公有。’等他发了誓以后（我们尽可以从引伸的意义上去相信这些誓言），我便写下字据，向他们全体宣称：‘如今这块土地归你们所有。你们对你们的旧地主并不再担负任何义务；你们不过是他们的邻人。现在你们的唯一义务就是每年纳若干租税给政府，至于你们的住所随土地为你们所有，不要一点赎金。’”

这种政策对于农民的效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的一个堂兄彼得·尼可拉维奇·克鲁泡特金（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做侍从武官的堂兄的胞兄弟），当时随着他的禁卫军枪骑兵团队在波兰或立陶宛。革命的形势非常严重，甚至禁卫军各团队也从圣彼得堡被派到前线去了；如今我们才知道当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被派到立陶宛，他去向皇后玛丽辞行的时候，皇后曾向他说：“至少把立陶宛给俄国保住罢！”波兰已经被认为是失掉的了。

我的堂兄对我说：“革命党的武装队伍控制着乡间，我们没有力量击败他们，甚至找不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小股时时来袭击我们的小分队。他们非常善战，又熟悉地理，而且得着本地居民的帮助，所以他们每每在小冲突中获胜。因此我们不得不以大部队行动。我们常常走过一个地区，穿过树林，却找不到一点敌军的踪迹，可是我们刚刚转身回去。又听说他们在我们后面出现了；我们知道他们在乡间征收一种爱国税；如果有一个农民给我们军队效了一点劳，那么这个人就会被革命军吊死在一株树上。这样地相持了好几个月，毫无进展，等到米鲁丁与契尔卡斯基来解放了农民，把土地分给他们以后，形势完全变了。农民站到了我们一边；他们帮助我们搜索到小股的敌军，暴动终于完结了。”

我常常和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人谈到这件事，他们中间也有人明白当时的这个大错。一次革命一开头必须是为那班“被践踏的与被压迫的”谋福利的正义行动，而不是空言许诺将来做这样的事，不然革命必归失败。不幸，革命领袖们常常专心一意地想到战术上去了，竟忘掉这件大事。如果革命党人不能使群众相信一个新纪元已经为他们而开始出现，那么他们的企图必败无疑。

这次革命给波兰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这是属于历史的范围，我便不说了。究竟有多少千人死于战场，多少千人死在绞刑架上，多少万人被流放在俄国本部与西伯利亚各地——至今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然而便是几年前俄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表明，单在立陶宛各省（还不用说波兰本部），那个残暴的密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俄国政府最近刚刚给他在维尔诺树了一个铜像）一共下令绞杀了128个波兰人，流放了男女9423人到俄国本部和西伯利亚去。根据在俄国发表的公报，我们知道从波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共有男女18672人，其中有10407人被送到东西伯利亚。我记得东西伯利亚总督所告诉我的也是这个数目，送到他的管辖地内的流放人和苦役犯约有11000人。我在那里见过他们，目击着他们的受苦。总之，合并起来，至少有六七万人被俄国政府从他们波兰的故乡生生地赶出来，流放到俄国各地，到乌拉尔，到高加索，到西伯利亚。

对俄国来说，后果也同样是灾难性的。波兰的革命明确无误地标志着俄国政府改革时期的终结。诚然，地方自治法与法院改革这两道法令在1864年与1866年中公布了；然而这两道法令是在1862年就早准备好了的，而且到了最后一刻，亚历山大二世还采用了瓦鲁也夫的反动派所拟的自治法草案来抵制尼可拉·米鲁丁拟的草案；在这两大改革法令公布以后，又制定了许多附则来减小改革本身的重要性，在有些地方甚至实际上把它们抵消了。

最坏的是舆论本身也进一步开倒车了。拥护农奴制度一派的首领加特科夫便成了当时的英雄，他如今以一个俄罗斯“爱国者”的身份出现，率领起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都的上流社会的大部分向后开步走。自此以后，谁敢提到改革，谁就会马上被加特科夫目为“俄国的卖国贼”了。

反动的潮流不久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僻远的省份。3月里的一天，忽然有一个专使从伊尔库次克送来一纸公文：命令古概尔将军马上离职赴伊尔库次克待命，并不许他回任参谋长之原职。

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甚至身为古概尔的好友的总督也不敢斗胆在这神秘的命令上加添一个字。难道这就是说，古概尔会被两名宪兵押送到圣彼得堡，幽禁在那大石棺彼得-保罗要塞里吗？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政府的本意就是如此；如果不是那位“阿穆尔的征服者”尼可拉·穆拉维约夫伯爵亲自去哀求沙皇赦免古概尔，那么古概尔恐怕早已憔悴呻吟在“俄国的巴士底狱”里了。

我们给古概尔及其可爱的家人送别，真像是送葬一般。我的心非常沉重。别了他，我不仅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友人，而且我还觉得一个充满着多年的希望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充满着幻想的”）整个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果然如此。新任的省长来了，他是一个抱定“息事宁人主义”的好人。我明白再也不能迟疑片刻了，便重新鼓足勇气、加倍勤奋地完成了改革流放制度与村镇自治的两大草案。省长按照手续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也终于在草案上签了名，把它们送到总部去。然而在圣彼得堡，改革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我们的计划和几百份从俄国各地来的类似草案至今依然埋葬在那里。几个“改良”监狱建筑起来了，为的是在监狱会议上好让外国的名流来参观，其实这些“改良”监狱有时比不改良的旧监狱还更可怕；至于所有别的监狱以及流放制度之全部，乔治·凯南在1886年所看见的情况，正和我在1862年所见的相同。只有在现今，过了36年以后，在西伯利亚才有所谓改良的法庭和一种地方自治制。不久以前（在1897年）才又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流放制度。

凯南从西伯利亚回到伦敦的次日，他设法找到了斯捷普尼亚克、柴可夫斯基、我和另一个俄国亡命者。凯南住在查灵克罗斯附近一家小旅馆内，这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便在他的房间里聚会。这时候我们和他第一次见面，而且对完全不懂俄国话居然大胆去调查西伯利亚监狱详情的英国人，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信任，所以我们便提出许多难题来考问他。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而且关于西伯利亚的一切值得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政治流放人都是我们几个人所认识的，我们便不断地问凯南：“某某人在哪里？他结了婚吗？他婚后幸福吗？他还保持着勇气吗？”他们里面的每个人的近况，凯南都知道得异常清楚，这使我们十分满意。

询问完毕以后，我们预备走了，我忽然问道：“凯南先生，你知道赤塔消防队的守望塔建起来了吗？”斯捷普尼亚克望着我，好像在责备我不该和凯南开玩笑似的。然而凯南笑了，我也笑起来。我们一面笑，一面互相问答：“怎么，你知道那事儿？”“你也知道？”“建好了吗？”“建好啦，比实价多一倍！”我们尽管这样说笑下去，斯捷普尼亚克等得不耐烦了，便庄重地插口问道：“你们至少得向我们交代你们在笑些什么。”于是凯南便开始叙述守望塔的故事，这故事他在他的著作中也曾说到，读过那本书的人也该记得罢。原来1859年，赤塔的市民想建一个守望塔，便筹好了款；然而他们的估价是应该送到圣彼得堡去，经政府批准的。他们的估价在内务部里搁了两年才回来。但那时候在日趋发展的赤塔城里，木料和人工的价钱都已涨了不少。这是1862年的事，我当时正在赤塔。于是他们作出了新的估价，再送到圣彼得堡去，这样的故事一再重复，过了整整二十五年。最后赤塔的市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便在他们的估价中较实价多报了一倍。这种荒唐的估价经过了圣彼得堡政府的严格考核后批准了。这就是赤塔市民建守望塔的故事。

人常说，亚历山大二世犯了一个大错，他给了人民以如许多的希望，到后来又不去满足他们，以致促成了自己的灭亡。但是从我们上面讲的故事可以看出，他还犯了更大的错误（小小的赤塔的故事也就是全俄国的故事）。他不仅是给了人民以希望。在一段短时间里，他顺从了他周围的舆论的潮流，他诱使散布在俄国各地的人动手干起来，走出单纯的梦想与希望的境地，接触当时需要的改革。他使他们明白马上就可以做到些什么，而且做起来是多么容易；他使他们牺牲了那些不能立刻实现的理想，只去要求当时可以实行的一切。然而当他们把他们的想法以法律形式具体表现出来，只待他以沙皇的身份签字就可以实现的时候，他却不肯签字了。没有一个反动派敢于大声宣称（而且也不曾大声宣称过）现存的制度（未改良的法庭、地方自治之缺乏，或流放制度）是好的，值得保留的，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然而因为一般人害怕出头做任何事的缘故，现存的一切依然原样存在。在三十五年中凡敢于指出进行改革之必要的人都被当作“可疑人物”；而那些众口一辞承认是“坏的”制度却被允许继续存在，只为的是不要再听到那个可恶的名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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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与殖民阿穆尔河一带——阿穆尔河——暴风——回圣彼得堡的使命

我看出在赤塔再没有改革的事可做了。在这年（即1863年）夏天，便很高兴地接受了去访问阿穆尔的建议。

穆拉维约夫伯爵把阿穆尔河的左岸（即北岸）上沿着太平洋海岸南至彼得大帝湾（海参崴）的一片广大的土地完全并入俄国；他这样做几乎和圣彼得堡当局的本意相反，所以不曾得着他们的多大助力。当他有了这大胆的计划要占领近两百年来西伯利亚人所时刻垂涎的阿穆尔河流域这南方沃野时，当他在日本即将向欧洲开放国境之际决定替俄国在太平洋沿岸占据一个强固的根据地，以与美国携手时，差不多所有圣彼得堡的人都反对他：陆军部说抽不出军队来；财政部说没有这一笔吞并用的款项；尤其是外交部永远怕惹起“外交纠纷”。因此穆拉维约夫只得自己负起全部责任来干。财政方面，也只靠这人口稀少的东西伯利亚所能供给的微少的经费。而且这一件大事非急办不可，因为西欧外交家肯定会出来反对，但等到“木已成舟”时，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

名义上的占领是没有用的。穆拉维约夫的打算是使阿穆尔河及其南方支流乌苏里江之全线长二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变成俄国人的自给的殖民地地带，这样就建立了西伯利亚与太平洋沿岸间正规的交通。这些殖民地需要很多的人，而这是人口稀少的东西伯利亚供给不了的，于是穆拉维约夫不择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把那班刑期已满在皇室矿山为奴的囚犯释放出来，组成外贝加里亚的哥萨克队，其中的一部分在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沿岸一带殖民，成立两个新的哥萨克社团。然后穆拉维约夫又设法释放出一千名苦役犯（大半是强盗杀人犯），叫他们定居在阿穆尔河下游，和自由民一样。他亲自送他们出发，他们临行时，他在河滩上向他们演说：“去罢，我的孩子们，在那里自由地过活，好好种地，使它变成俄国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罢”，等等。原来在俄国，如果一个农民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作苦工，他的妻子便甘愿和丈夫同去；差不多所有俄国农妇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因此，这一批殖民者中许多人都携着妻子同行。那些没有家室的人大着胆子向穆拉维约夫说：“没有妻子，怎么说得上耕种！我们应该先结婚才行。”穆拉维约夫便下令把本地所有的约一百名女苦役犯全体释放，听她们自己在男囚中选择丈夫。然而时间非常急迫；河水已开始往下落，木筏必须立刻出发，所以穆拉维约夫便叫择定的男女一对一对地站在河滩上，祝福他们说：“孩子们，我今天把你们结为夫妇。从今以后，你们应该彼此相亲相爱；做丈夫的不可虐待妻子。祝你们大家幸福！”

在此事发生后六年光景，我见着这批殖民的人。他们的村落很贫苦，他们所殖民的土地是在原始森林底下，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清理出来；然而就全体来说，他们的殖民不是个失败；而且“穆拉维约夫式的结婚”也和普通的结婚一样幸福。那个出色的聪明人阿穆尔主教因诺圣图斯后又追认了这些婚姻，还承认所生的儿女是合法的，并登录在教会的户籍簿上。

然而拿他送到东西伯利亚去的另一队移民来说，穆拉维约夫就不曾获得大成功。因为缺乏人的缘故，他便拿陆军惩治队中的约两千名士兵来充数。他把他们或编入哥萨克人家庭中作“寄子”，或殖民在各村落的联户人家中。但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严峻的军纪下过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兵营生活的人，农民的生活当然过不惯，于是“寄子”便离开了他们的寄父，变成城里的游民。他们靠打零工过日子，做一天吃一天，所得的工钱大半花在喝酒上，钱花完了，又像天上的鸟儿似的指望着下一个活儿来挣几文钱。

这种由旧囚犯和“寄子”组成的外贝加里亚哥萨克的乌合之众（都是仓卒甚而偶然地移居在阿穆尔河一带）当然不会兴旺起来，尤其是在阿穆尔河下游与乌苏里江畔。在那一带地方，几乎每一码土地都得从亚热带的原始森林中开垦出来。而7月的季候风所带来的大雨，大规模的洪水，以及数百万候鸟等等继续不断地损毁收成，最后竟使居民全体陷于绝望与麻木的境地。

因此伊尔库次克当局每年便要用船送大量的盐、面粉、腌肉到阿穆尔河下游去，养活那里的常备军和移民。为了这个目的，每年在赤塔造了一百五十只驳船，在春初潮涨的时节便顺流沿音果达、石勒喀、阿穆尔诸河而下。这个船队又分为几小组，每组二三十只船，归几个哥萨克军官和文官来指挥。这班人里面大部分都不十分懂得航行术，然而至少他们不会私自偷窃食物反以遗失呈报——这倒是可以相信的。我被任命为船队司令（让我叫他做）马洛夫斯基少校的助理。

我第一次做航行家的经验却不成功。事情是这样的：我要赶快率领几只木船到阿穆尔河河岸的一个地点去，移交给那里的人。为了这次航行，我便只得在我先前说过的那班“寄子”中间雇人来当船夫。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曾有过一点大河航行的经验，我也一窍不通。在开船的那一天早晨，我还不得不到本地的酒馆里把我的船员召集起来，然而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们大半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不把他们推到河里去洗洗澡，便很难使他们清醒过来。开船以后，我又得教他们做每一件应该做的事。还好，在白天，总算还没有出什么事；木船顺着急流下行，我的船员们虽然没有一点经验，但也不想把船向岸上撞去，因为要把船向岸上撞去也得费很大的力气。可是天一晚，情形就糟了。到了天黑，我们照例应把这些重载的木船靠岸，系在那里过夜。然而其中有一只船，在我自己坐的那一只船前面远远地航行着，一口气止不住竟被水冲在千仞绝壁下一个岩礁上面搁浅了。它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而那先前因下雨涨起来的水面却在迅速下落。我手下的十个人显然无法推动它。我便又划船下行到邻村向哥萨克人求援，同时又派人到住在二十多英里以外的我的一个友人，一个哥萨克军官那里去求救，他对于这样的事很有经验。

第二天早晨，一百个男男女女的哥萨克人前来给我帮忙；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方法使船靠岸，以便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因为绝壁下面的水太深了。当我们努力把船从岩礁上推下来的时候，船底破裂了，河水就自由地流进船中，冲去了船里的盐和面粉。使我大为惊恐的乃是我看见许多小鱼从孔里钻进船来自在地游泳，我茫然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做才好。

遇上这种紧急事故，本来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救急方法。把一袋面粉塞进孔里，这袋面粉不久就会把孔填住了，袋子在孔外的一部分面粉便成了面糊，使河水不能透过面粉流进船里来。可是当时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方法。

万幸在几分钟后，我就看见一只木船向着我们驶来。我当时欢迎这一只笨拙的木船之热诚不下于绝望的爱尔沙公主之欢迎那载着罗安格林来的天鹅小艇。而石勒喀河上的美丽的朝雾更给这种诗情添上不少趣味。来的正是我的朋友哥萨克军官，他从我的信里知道没有人力可以使这只搁浅的船离开岩礁，它算是完了。最要紧的还是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幸好他手边还有一只空船，所以急忙开了来。

于是我们塞住了船底的洞，抽出船里的水，把难船上的货物搬进了新船，把新船和我的船靠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这一次小小的经验对于我倒大有好处，此后不久，我就平安地到了阿穆尔河的目的地，一路上并不曾发生过值得一提的险事。每天晚上，我们把船系在一个崎岖但又较低的岸边，然后不久就在极其美丽的山景中，清澄而湍急的河水旁生起火过夜了。在白天，木船缓缓顺流而下，没有任何轮船上的闹声，我们还不时把一两下那巨大的尾舵，为的是免得船离开了主流——世间恐怕难得有比这更愉快的旅行了。对于一般爱好大自然的人，石勒喀河下游与阿穆尔河上游一带地方确实是全世界罕见的美景之一。在那里，高出水面数千尺，树木丛生的断岩绝壁之间，流着一道美丽、宽广的急流。然而有了这些断岩绝壁却使沿岸的交通非常艰难了。我在这一年秋天，曾亲自自费骑马走过那条羊肠小道，所以我知道这种艰难。在东西伯利亚，一般人都把石勒喀河沿岸将近一百二十英里中间的七个驿站称为“七大罪”，如果要把西伯利亚铁道的这一段修造起来（如果有一天修造的话），费用一定难以想象；一定要比修造加拿大太平洋铁道经过洛基山脉中弗雷泽河峡谷的一段的费用大得多。

我移交了驳船以后，便乘一条往来于阿穆尔河的驿船驶向这河的下游，共行了一千多英里。船尾有间灯房，船头有一个木箱，里面盛满泥土，就在这上面生火做饭。我的船员只有三人。我们必须迅速航行，因此我们整天轮流划桨，到了夜间便任船顺水漂流。我每晚要值班三四点钟，为的是使船永在河心，不让它被吸进支流去。上有一轮满月在天空照耀，下有群山的黑影反映在水波中——这种守望之美妙真难以言语形容。我的桨手是从那些所谓“寄子”里面雇来的，他们这三个游民从前是出名的无可救药的盗贼，而我又携带了沉甸甸一袋钞票、银元、铜板。在西欧，像这样在荒凉的河上旅行，人们一定以为是很危险的；然而在东西伯利亚却不如是。我连一支旧手枪也没有带，而且这三个人在路上还是我的很好的旅伴。只有我们走近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方面名海兰泡）的时候，他们才躁动起来。“在那里，中国烧酒便宜得很”，他们长叹了几声说。“我们一定会犯事的！那酒太便宜了，不常喝它的人马上就会醉的！”我便向他们提议，把他们应得的工资交给一个朋友，那个人会在第一艘轮船开时送他们。“这办法帮不了我们的忙”，他们悲哀地回答。“那酒太便宜了，别人会请我们喝一杯，一杯就够使我们醉倒的！”他们固执地这样说。他们心里真烦躁。几个月以后我再经过那小城时，我才知道这三人里面果然有一个出了事。当他把最后的一双靴子卖掉去买酒喝了以后，他就犯了一件窃案被囚禁起来。后来我的朋友设法救出了他，叫他搭船回去了。

只有那些见过阿穆尔河或者知道密西西比河与扬子江的人才能想象到：阿穆尔河与松花江合流以后成了怎样的一条洋洋大河，而且只有这些人才明白在狂风暴雨的季节，阿穆尔河又怎样涌起滔天的巨浪。7月里，季候风一来，接连下了许多天的雨，松花江、乌苏里江、阿穆尔河便因这大量的雨水而暴涨；几千个柳树丛生的低矮的小岛这时候就被淹没或者竟被水冲去了。在有些地方，河身竟宽到两英里、三英里，甚至五英里之多。河水冲进了许多河侧散处在低地中间的湖泊与支流。当一阵新鲜的风从东方逆流吹来的时候，滔滔巨浪便卷到了主河道以及那些支流。这些巨浪甚至比人们在圣劳伦斯河口所看见的怒涛还要高得多。有时节，从中国海来了一阵飓风刮遍阿穆尔河流域，那么情景还要可怕。

这样的飓风我们曾遇到过。那时候，我正和马洛夫斯基少校同坐在一只有甲板的大船上（我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遇见他的），他的船上帆篷齐备，所以船能够受风而行；暴风雨初起之时，我们就把船驶到河的避风处一边，在一个小支流中暂时躲避一下。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风势极猛，我冒险在岸上走了几百码，进到邻近的森林里，但我看见周围吹倒了许多大树，便不敢前进，只得退回了。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那些驳船。很明显，如果它们在那天早晨出发，那么就决不会到达河畔避风处，就不免被暴风吹到岸边，让狂风暴雨吹打个够，其结果必破碎无疑。这个灾难看来是肯定无疑的了。

暴风略为平静，我们便马上张帆出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不久就能追上那两组驳船；然而我们行了一天、两天，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我的朋友马洛夫斯基寝食俱废，看他的相貌很像是大病新愈一般。他整天坐在甲板上，一动不动，只是喃喃地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在阿穆尔河沿岸这一带，村落稀少而且相隔颇远，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们一点消息。新的风暴又来了，最后我们在破晓时分到了一个村落，在那里，我们才知道并没有驳船经过那里，然而在前一天，村民却看见了破船的许多东西从上流漂下来。这样看来，至少那满载着两千吨货物的四十只驳船是完了。那意味着如果以后没有粮食及时运到阿穆尔河下游，明年春天，那里一定要发生一次大饥馑，因为季节已经很迟，航行快要断绝，沿河一带当时又没有电信。

我们开了一次会，议决由马洛夫斯基赶到阿穆尔河河口去。也许可以在航行断绝以前在日本购到一些谷物；同时我便用全速逆流上行，调查损失的数目，而且尽力走遍这阿穆尔河与石勒喀河的两千英里——一路上或乘船，或骑马，若是遇上一艘轮船便搭轮船。总之，我能够愈早报告赤塔当局，要他们尽量把现存的供应品送来就愈好。也许有部分供应品在这年秋季能到阿穆尔河上游，在来年春天从那里再运往那些低地去，当然要容易得多。在饥馑的时候，只要能够早几个星期甚或早几天得到粮食，情况便会大大不同。

我乘着一只划桨小船开始了二千英里的航行，每行二十英里光景，在每一个村里换一次桨手。船行得很慢，然而在两星期内是不会有轮船从下流驶上来的；同时我还可以去到木船遭难的地方，看看有无粮食曾经被救起来。然后，在乌苏里江口（伯力），我也许会遇上一艘轮船。我在村里雇的小船破旧得可怜。而那时，风又刮得厉害。自然，我们是沿岸而行，我们不得不跨过阿穆尔河的几道宽阔的支流，狂风扇起的巨浪时有吞灭我们的小船之势。有一天，我们要跨过一道差不多半英里宽的支流。在那里，波浪涌起像山一般高。在我的船上摇桨的两个农夫骇得魂飞魄散；他们的脸白得像纸，他们的发青的嘴唇颤抖着。然而那个在后面掌舵的十五岁的少年却非常镇静地望着波浪的起伏。他看见波浪似乎在我们的四周暂时退去的时候，便让船缓缓地在它们中间滑过去；但是过了一会，它们又在我们的前面山一般涌起来，他就把舵轻轻一转，船就跨过波浪前进了。每起一次浪，船里便要进水，我拿了一把旧瓢把水舀出去，不过进来的水总是比我舀出的水多。有一个时候，船里进来两股大浪，我看见那两个发抖的桨手中有一个向我做手势，我便把我的肩上的装满银元、铜板的口袋解开了。……我们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地驶过去。我从没有强迫船夫这们做，然而他们自己知道我为什么不得不着急，便一到情况需要，就决定冒险这样做。“人一生不会死七次，该死时谁也躲不掉”，他们这样说，一面划着十字，过后，便又拿起桨来划着前进了。

我不久就到了我们的大部分船只遭难的地方。其中有四十四只都被暴风雨毁了。要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救下来的非常之少。两千吨面粉完全沉在水里。我得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继续赶路。

几天以后，一艘轮船慢慢驶上来，追上了我，我上轮船后，乘客们告诉我说，船长喝得大醉，以致精神错乱，从船上跳到河里。他被救起来了，现在还卧病在舱内。他们要求我来代理船长的职务，我答应了。然而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我不久竟发觉各样事情每天照例自动进行得非常之好。我虽然整天在舰桥上往来，其实差不多无事可做。只有船必须靠到埠头装作燃料用的木柴时，我得负起几分钟的真正的责任来；此外，有时候我还得说几句话来鼓励火夫，要他们在东方初晓隐约分辨得出河岸的轮廓时便开船。除了这两件事外，一切都用不着我去作多少干预，它们自动进行。一个看得懂航海图的领水员就可以把这只船带领同样的好。

最后，我终于到了外贝加里亚，途中坐了一些时候的轮船，但以骑马的时候居多。我时时刻刻担心着来年春天阿穆尔河下游会发生饥馑的事。我看到我坐的那只小轮船逆着石勒喀河的急流走不快，为了节省二十个小时甚至还不到的时间，我就登岸与一哥萨克人骑马，沿着阿尔贡河上行数百里。这一条路是西伯利亚的最荒凉的山路。然而我们拼命地赶路程，要到半夜才在树林中歇下来，燃起篝火预备睡觉。这样节省下来的一二十个小时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航行断绝的日期一天天地逼近：夜里河水已经结冰了。后来我毕竟在石勒喀河畔的加拉罪囚殖民地遇见了外贝加里亚省长和我的朋友佩达新科上校；他答应马上把所有现存的粮食送去。至于我呢，我立刻动身到伊尔库次克去报告这一切。

伊尔库次克的人很奇怪怎么这样长的路程会被我走得如此之快；可是我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年轻人的精力恢复得快，我睡了一个星期以后也就健壮如前了；不过在这一个星期以内，每天睡的时间之长，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到了伊尔库次克大约一星期以后，总督便问我道：“你休息够了吗？你能不能当一回信使，明天就出发到圣彼得堡去亲自报告沉船的事？”

这一次的行程规定在二十天（一天也不得多）以内要走完伊尔库次克与下诺弗哥罗德之间的三千二百英里，到下诺弗哥罗德；在那里搭火车到圣彼得堡；未到下诺弗哥罗德之前，我必须昼夜不息地乘着驿车；到了每一站头要另换一部，因为在这深秋，车辙冰冻了的道路上没有一部马车能保持全速走完这么长长的路程。然而和亚历山大哥哥见面的前景对于我吸引力太大了；为了它，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第二天夜里，我便动身了。

当我到了西西伯利亚的低地与乌拉尔一带的时候，这旅行真正成了苦刑。有些日子里，每站都要遇着车轮被冰冻的辙迹毁坏的事。河水已在结冰，我却不得不坐小船过鄂毕河，河中浮着的冰块时有撞破我们的小船之势。我到了托木河，河中的浮冰恰恰在前一夜里冻成了整块；农民们起初不肯送我到对岸去，他们问我要一张“收条”。

“你们要什么样的收条？”

“嗯，你在一张纸上写：‘具名人证明自己系由于上帝的意志而溺死，与农人无涉。’写好便把那张纸交给我们。”

“我很乐意写——到了对岸再写。”

他们终于送我过去了。我从人群中挑选了一个勇敢机灵的少年作前驱，他拿着一根竹竿一路试探冰的强弱；我跟随着他，肩上扛着文书匣。五个农夫排成一长列，鱼贯地在我们两人的后面远远跟随着，其中有一个还扛了一大捆干草，预备放在冰块较薄的地方。

最后我到了莫斯科，我的哥哥在车站上接我，我们马上搭车同去圣彼得堡。

青春真是一件壮丽的东西。我刚刚走完了二十四天昼夜不断的艰苦旅行，到圣彼得堡时又是在清早，然而我在当天就去呈递了公文，还去看我的姑母——或者不如说去看我的表姊。她非常高兴。她说：“我们今晚上有一个舞会，你能来吗？”“我当然要来！”我不仅去了，而且还跳舞到第二天清早。

我到了圣彼得堡谒见当局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要派我来报告的原因。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许多驳船可能同时沉没，“你在场吗？你亲眼看到驳船遭难吗？”“你绝对相信不是‘他们’偷去了粮食，拿几只难船破片给你看吗？”这就是我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圣彼得堡的那些管理西伯利亚事务的高级官僚对于西伯利亚真是一窍不通。其中有一个爱说法国话的有一次曾向我说道：“然而，朋友，四十只驳船怎么能在涅瓦河上沉没而没有一个人去援救？”

“涅瓦河！”我不禁叫起来，“你把三四个涅瓦河并排放在一起，你就可以想象到阿穆尔河下游有多宽了！”

“果然有那么大吗？”两分钟过后他便用漂亮的法国话畅谈各样事情。“你最近一次和画家席瓦兹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他的《暴君伊凡》不是一幅名画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古概尔吗？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吗？他如今关在要塞里。”

“为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我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一点没有！然而，朋友，你知道——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么聪明的人，聪明极了！他在青年中间又有那么大的影响。你明白一个政府不能容忍这个：不可能！朋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伊格纳节夫伯爵便不曾发过这样的问话，他很熟悉阿穆尔河——而且他也深知圣彼得堡。他向我生动地讲了种种关于西伯利亚的笑话和俏皮话以后，他又对我说：“万幸啊，你到过出事的地点，看见了破船。‘他们’叫你来报告，这是很聪明的一着。办得好！起初没有人肯相信沉船的故事。‘哼！一个新骗局’，一般人就是这样想的。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你是一个很出名的侍从，而且你在西伯利亚仅仅住了几个月，所以如果这真是骗局的话，你决不会包庇那里的人。这里的人信任你。”

在圣彼得堡的大官中，只有陆军大臣狄米特里·米鲁丁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得都很中肯。他马上明白了问题之所在，我们的问答都是一些短句，并不匆忙，但同时也没有一句废话。

“你说沿海殖民地的粮食应由海道供给吗？赤塔只供给其余各处？说得对。然而如果明年又遇着暴风雨——会不会再有这种沉船的事呢？”

“如果有两只小拖船拖着走，那么就不会了。”

“这就够了吗？”

“是，有一只拖船，损失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大概是这样。请写个报告给我，把你告诉我的话完全写下来；要写得清楚——不要那些套话。”

我在圣彼得堡并没有住多久，在这一年冬季就回到伊尔库次克。我的哥哥预备几个月后在那里和我见面：他做了伊尔库次克哥萨克团队的军官。

一般人以为在冬季旅行西伯利亚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然而通盘考虑起来，在冬季，反而比较在其他三季中旅行更愉快。白雪盖满的道路实在是一个壮观，天气虽然冷得可怕，但是人受得住。仰卧在雪橇里（在西伯利亚人人都是如此）全身裹着表里都是毛皮的毛毯，这样一来，虽在华氏寒暑表零下四十甚至六十度的气候里，人也不会冻坏的。

我依然采取了信使式的旅行办法，就是：每到一站便急速换马，每天只停一次，耽搁一小时来用餐。在离开圣彼得堡后第十九天就到了伊尔库次克。每天通常行两百英里，我还记得最后的六百六十英里居然在七十小时内就走完了。当时冷得还不很厉害，道路非常好走，车夫得了我给的几个银币的酒钱异常高兴，三匹轻快的小马也似乎很喜欢飞跑，越山跨谷，又跑过冻得像钢铁一般硬的冰河，穿过树枝裹上了白雪，在阳光之下闪耀着的树林。

我这时被委任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随员，办理哥萨克人的事务，因此不得不住在伊尔库次克；然而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万事一仍旧例，切勿再言改革”——这就是从圣彼得堡传来的口号。因此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满洲进行地理探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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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商人旅行满洲——溯松花江而上直抵吉林——从金矿地到赤塔之科学的探险

看一眼亚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那大体上沿北纬五十度在西伯利亚境内蜿蜒的俄国国境忽然在外贝加里亚急急向北弯曲。它沿着阿尔贡河（额尔古纳河）前进三百英里；到了阿穆尔河便向东南行，——直到阿穆尔河一带的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它也是差不多位置在北纬五十度的那一根线上。在外贝加里亚的东南端（新左鲁哈伊图），与阿穆尔河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东西距离仅五百英里：然而沿着阿尔贡河与阿穆尔河还有一千多英里，而且阿尔贡河不通舟楫，沿岸交通非常困难，下游一节只有极其险峻的山路。

外贝加里亚是一个牛马丰富的地方，那些占据着外贝加里亚东南端，身为富裕的牛马饲养者的哥萨克人希望能建立一条直达阿穆尔河中部的交通线，因为阿穆尔河中部将是个很好的牛马市场。哥萨克人从来习惯和蒙古人交易，他们常听蒙古人说取道东行，越过大兴安岭到阿穆尔河并非难事。据说一直向东行便会走进一条中国的旧道，这条旧道跨过兴安岭通到一个叫做墨尔根（嫩江）的满洲小城（在松花江的支流嫩江岸上），从那里便有一条大道直达阿穆尔河中部。

哥萨克人抱着发现这一条道路的目的，组织了一支商旅队，推我当领队，我便欣然答应了。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那一带地方；几年以前，一个俄国地形学者走过这一条路，但在中途被杀害了。只有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康熙皇帝时代从南方来一直到了墨尔根，测定了它的纬度。然而墨尔根以北纵横各五百英里的广大地域，世人一无所知。凡我所能得到的关于这地方的参考书我都读过了。没有一个人多少明白一点这地方的情形，连中国的地理学家也毫不知情。而且联接阿穆尔河中部与外贝加里亚间的交通一事本身有它的重要性，如今左鲁哈伊图就果然成了中东铁路的起点站。这样一来，我们就是这一大事业的先驱者了。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困难。原来中俄条约只允许俄国人在“中华蒙古帝国”内自由贸易。满洲的名称并不见于此条约内，所以就有了两种解释：一说满洲是包含在条约之内，一说满洲并不在条约之内。中俄两国边境官吏各执一说。而且条约内又载明只限于贸易，并不允许俄国军官入满洲。因此我不得不乔装商人出发；我便在伊尔库次克购买了各种商品，装扮为一个商人动身进入满洲。总督给了我一张护照：“兹有伊尔库次克第二商业公所商人彼得·亚历塞叶夫偕其伙伴前往中国满洲……应请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须至护照者。”他同时还告诫我说，如果中国当局将我逮捕，押送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过戈壁沙漠把我送回俄国国境（他们押送囚徒过蒙古的办法，是将囚徒囚于木笼之内由骆驼驼着走），那时候，我万不可说出自己的真姓名，以免连累他。自然，我接受了这一切条件，因为想去参观那欧洲人所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这诱惑实在太大了，一个探险家是无法抵抗的。

我在外贝加里亚的时候不容易隐瞒我的真姓名。哥萨克人最爱打听，真不愧为蒙古种人。每有一个异乡人到他们的村里来，他们一面非常客气地款待他，而同时留他住宿的那一家的主人却照例要考问他一番。

主人开头便说：“我想这旅行是很辛苦的；从赤塔到这里不是很远吗？而且对从赤塔以外的地方来的人，还要远得多。比如，从伊尔库次克来？我相信，你在那里做生意？许多做生意的人都从那里来。你也是到尼布楚去吗？不错，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通常已经结婚了，我想你一定把妻子留在家里。几个小孩？难道尽是男孩吗？”这样地问下去，整整问了半点多钟。

本地哥萨克司令官布克斯荷夫顿上尉深知哥萨克人的性格，因此我们遇事非常小心。在赤塔和在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们常常串演戏剧来消遣。选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差不多全是描写商人阶级的事。我好几次加入扮演，而且我非常乐于演剧。有一次，我甚至写了一封热烈的信给我的哥哥说：我很愿意抛弃军人生涯而现身舞台。我扮演的脚色大抵是青年商人，我本来已经很熟习商人的谈话、举动、从茶碟里喝茶的种种样子（我住在尼可尔斯奎的时候学来的），这时候，我就有很好的机会把这一切认真表演出来了。

茶罐放在桌子上，冒着腾腾的热气，这时布克斯荷夫顿上尉便招呼我道：“彼得·亚历塞叶维奇，坐近来罢。”

“谢谢你，我们就在这里好了”，我便这样回答，坐在远处一把椅子的边上，装出一个真正莫斯科商人的样子喝茶。布克斯荷夫顿上尉看见我圆睁着两眼在茶碟上吹气，而且把可以够五六杯茶用的一小块白糖嚼得粉碎，他差不多要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知道哥萨克人不久就会发觉我是什么人，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争取再瞒几天，趁着我的真姓名尚未被发觉之前越过国境。我准是相当成功地扮演我的脚色，因为哥萨克人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商人。在一个村落里，当我走过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向我招手问道：“亲爱的，在你后面路上还有人来吗？”

“奶奶，我们不曾听说还有人。”

“据说一位叫拉波次基的亲王要来？他动身了吗？”

“呵，我明白了。奶奶，你说的不错。殿下本也想从伊尔库次克来。然而殿下怎么能来呢？这样辛苦的旅行！殿下全不相宜。所以殿下等人还留在那里。”

“那是当然，他怎么能来呢？”

总之，我们毫不困难地跨过了国境。同行的除我而外还有十一个哥萨克人和一个通古斯人，都是骑着马的。我们带了四十多匹马来卖，还有两部马车，其中一部二轮马车是属于我的，里面放着布匹、天鹅绒、金穗及其他，这是我乔装商人必须带的商品。我完全独力照管我的车马，我们另外选出一个哥萨克人来做“队长”。凡是和中国当局打交道的事都归他一人负责办理。所有哥萨克人都能讲蒙古话，而通古斯人懂得满洲话。自然我们这一队里的哥萨克人知道我是谁（其中有一个人是在伊尔库次克认识我的），然而他们知道这一次远征的成功与否就在这事上面，所以他们决不肯泄露出来。我和众人一样，也穿着青色棉袍，中国人对我并不注意，所以我就可以偷偷地用罗盘针测量道路了。只有在第一天，有许多中国兵跟随着我们，希望得到一杯酒喝，那时候我只能暗暗地看了罗盘针几眼就在衣袋里把方向和距离记录下来，我不敢取出我的纸。

我们并不曾携带军器。只有那个通古斯人快要结婚了，便把他的火药枪带在身边，常常去猎斑鹿，猎了归来把鹿肉给我们做晚餐吃，鹿皮留着给他的未婚妻做聘礼。

那些中国兵喝完了我们的酒，便走开不管我们了。我们便直向东行，尽力在山间谷里寻路，这样走了四五天以后，我们果然找着那一条跨过兴安岭直达墨尔根的中国山道了。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发现跨过这道在地图上看来又黑又可怕的大山脉真是容易极了。我们赶上了一个样子狼狈可怜的中国老官员，他坐在一部二轮马车里。最后两天，是上山的路，这一带很能说明地势之高。地面潮湿，道路泥泞，草弱林稀，树木枯瘦，而且多有伤残，上面苔藓丛生。左右都是秃山，我们已经想到跨过山脉时将会有多大的困难了。这时候，我们看见那位中国老官员在“奥波”之前停了车走下来。所谓“奥波”，就是一堆石头和树枝，上面系了许多束马鬣和破布片。他也在他的马头上拔下几根鬣毛系在树枝上。

“这是什么？”我们问道。

“是‘奥波’，前面便是流向阿穆尔河的水了。”

“我们走完了兴安岭了吗？”

“对！从这里起一直到阿穆尔河，沿途只有小山，没有大山了！”

我们队里马上骚动起来。哥萨克人彼此大叫：“这是流向阿穆尔河的水，阿穆尔河！”他们自幼便听老年人常说起这条大河，那里有野生的葡萄藤，那里草原广延几百英里，能使数百万人生活富裕；在阿穆尔河附近地方被俄国吞并后，他们又听人说到那里去路是如何长，旅行是如何艰难，初期的移民在那里如何尝遍了困苦艰难，他们的移住在阿穆尔河上游的亲友又如何发家致富；如今我们却找着直到那里的近道了！在我们的前面是一个陡坡，道路曲折而下，直通一道小河，小河流过乱山丛中，注入阿穆尔河。从此，在我们与阿穆尔河之间就再没有什么障碍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地理学上的发现使我异常高兴，这种情形只有旅行家才能想象得到。至于那班哥萨克人，他们也急忙下了马，轮流拔下马鬣系在投到“奥波”上的树枝上。西伯利亚人大半都惧怕异教的神道。他们并不尊敬那些神道，不过，他们说那些神道是专门作弄人的坏东西，得罪了它们总不是好事。还是装出恭敬的样子来买通它们的好。

“看，这里有一株奇怪的树；它一定是橡树。”当我们走下陡坡的时候，他们便叫起来。西伯利亚不长橡树，只有走到了这高原的东边斜坡才看得见橡树。

“看，胡桃树！”他们又叫起来。“那又是什么树呢？”他们每看见一株菩提树，或者其他不生于俄国、而我知道是属于满洲植物类的树木，便发出这样的问话。这些北国的人多少世纪以来梦想着温暖的国土，现在一旦见着了，自然非常快活。躺在碧草如茵的地上，他们的双眼爱怜横溢地望着地面——恨不得亲上它一亲。这时候，热望在他们的胸中燃烧着，巴不得马上就到阿穆尔河。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在阿穆尔河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生起了最后一次篝火，预备在那里过夜的时候，他们竟变成了小孩子似的，一刻也不能等待了。刚过半夜不久，他们便动手放上马鞍，催促我在离天明还很早的时候动身前进了。后来，我们从一个高地上望见了那巨大的河流，这班素来缺乏诗的灵感，感觉迟钝的西伯利亚人的双眼圆睁睁地看着雄伟的阿穆尔河的碧波，眼里闪耀着诗人的热情。这样看来，不管有没有俄国政府的援助，纵使违背俄国政府的意愿，俄国移民迟早总会侵入满洲散布在阿穆尔河两岸（那虽是一片荒漠，却大有潜力），以及北满一带广大的无人居住的区域，犹如加拿大的旅行者在密西西比河两岸殖民一样。

同时，那位和我们一道跨过兴安岭的半盲的中国老官员第二天早晨穿上了他的蓝袍，戴上有水晶顶子的官帽，向我们宣称，他不会放我们再往前走了。我们的“队长”把他和他的书记请进了我们的帐篷，老官员只是把书记在他耳边说的话重说一遍；他对于我们的再往前走的主张提出了种种异议。他希望我们就暂住在这里，等他把我们的护照送呈北京政府，等候命令来再定行止，但我们绝对不答应。于是他便故意在我们的护照上挑毛病。

“这算是一种什么护照呢？”他轻蔑地看着我们的护照说。这护照是一张写字纸，上面写了几行俄文和蒙古文，只盖着一个火漆印。老官员又说：“也许这是你们自己写的，你们用一个铜元在上面盖了一个火漆印。你们看我的护照：这才不愧为护照呢！”他说着便展开一张纸，足足有两尺长，上面尽是些中国字。

在这项交涉进行之中，我一人默默坐在一旁，把一些东西放进我的箱子里，一份《莫斯科公报》从我的手中落下来。这份报是莫斯科大学的财产，在第一页标题上面，盖得有一个鹰章。“把这个给他看”，我向我们的队长说。队长展开了这一张大报，把鹰章指给中国老官员看。“这张护照本应该给你看，不过这是给我们自已备用的。”

“怎么，上面全是关于你们的事吗？”那个老头子惊恐地问道。

“全是讲的我们”，我们的队长坦然答道，眼睛也不闪一下。

这位老头子真不愧为一个官吏，他看见“护照”上竟写了这么多的字，不禁骇得目瞪口呆。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仔细地看了一下，一面点着头。然而书记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他最后依然宣称不许我们继续前进。

“说得够了”，我向队长说，“快发命令备马鞍罢。”哥萨克人的意思也是如此。过了一会，我们这一队人马便动身了。我们和老官员告了别，并且答应他去报告：除了使用武力之外（他本无用武力之权）他已经尽他所能阻止我们进入满洲了，如果我们还要去，那便是我们的过错。

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墨尔根。我们在那里略略做了几笔买卖，不久便到了阿穆尔河右岸的中国城瑷珲和左岸的俄国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之，我们发现了那一条直路和许多有趣的事：如大兴安岭有边界山脉的性质，跨过大兴安岭之容易，久已成为地理文献中之谜的乌容·科尔东池地方第三期火山等等。

我不能说我是个机灵的商人，因为在墨尔根时，一个中国人要买我的表，已经出了四十五卢布的价钱，而我却用不成腔调的中国话说，我定要三十五卢布。但是哥萨克人却很会做生意。他们卖光了他们的马匹，价钱非常高。等到我的马匹、货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被哥萨克人代我卖完以后，计算起来，我此次远征只用了政府二十二卢布——合起来不过两个多英镑。

这一年，整个夏季的光阴我都花费在阿穆尔河的旅行上。我一直走到阿穆尔河河口，或者还可以说是它的河湾——尼可拉也夫斯克（庙街）去会总督，然后再伴着总督坐轮船溯松花江而上；在秋天，我又开始了一次溯松花江而上的更有趣味的旅行，直抵满洲的中心吉林。

亚洲的许多河流每每是由两条同样重要的河流汇合而成，所以地理学家很难辨别二者中孰为本流，孰为支流。音果达与鄂嫩河合流而成石勒喀河；石勒喀与阿尔贡河合流而成阿穆尔河；阿穆尔河与松花江合流而成一条极大的河，向东北流于鞑靼海峡之蛮荒境域，注于太平洋。

在1864年以前，满洲的这一条大河还少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是从那两个耶稣会传教士探险以后才有的，而且非常之少。到了现在，蒙古与满洲之探险大有复燃之势。从来俄国人对中国所抱的恐惧感现在看来未免是过于夸张了。我们这批青年便在总督面前力陈松花江探险之急务。在我们门口，紧挨着阿穆尔河，有着一块差不多和一块非洲沙漠一样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地方，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挑衅性地出人意料的是科尔沙科夫于当年秋天决定了以遣使与吉林总督通好为名，开了一只轮船上松花江。库伦的俄国领事担任这一使命。此外一位医生，一位天文学家，两位地形学者和我共五人，由车尔尼亚也夫上校率领乘一只小轮船“乌苏里号”出发，轮船还拖着一只载煤的木船。二十五个兵士就搭这木船与我们同行，他们把步枪很小心地藏在煤堆里。

临行非常仓猝，一只小轮船上载了这许多乘客，其窘迫可想而知；然而我们都怀着满腔的热诚，便拥挤在一间小小的舱里，也很甘心。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在桌子上面睡觉。我们动身的时候，才发觉连吃饭用的刀叉也不曾预备充足——还不说其他的必需品。有一个人吃饭时便用他的裁纸刀，而我的那一把带有两根象牙筷的中国刀拿出来当作叉子用，又算添了一件很贵重的餐具了。

上溯松花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大河的下游（在这里它也像阿穆尔河那样流过低地）非常之浅，虽然我们的小轮船吃水不过三尺，但也往往找不着三尺以上深的水道可走。有些日子，我们只能日行四十多英里，我们的船骨屡屡在河里的砂底上擦过。我们时常要派一只划艇出去探寻有所需的水深的地方。然而那位年轻船长决定要在这年秋天赶到吉林，所以我们每天照常前进。我们的船愈往上行，沿江风景愈觉秀丽，而航行也愈容易；我们一过了在松花江与它的姊妹河嫩江汇流处的沙滩，航行更是容易而愉快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到了吉林省城。那两个地形学者绘成了一幅精美的松花江图。

不幸，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沿途我们很少上岸到任何村落或城市里去游览。沿江一带村落很少，而且相隔颇远；在下游就只有低地，每年必泛滥一次。再往上行，我们经过一百多英里的沙丘；只有到了松花江上游，将近吉林的时候，我们才见着稠密的人口。

如果我们的目的仅在和满洲修好，毫无考察松花江之意，那么这一次远征便算是大失败了。满洲官吏还分明记得八年以前穆拉维约夫来“拜访”过一次，结果便是把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一带地方吞并了，因此，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一次新的不必要的访问便起了疑心。我们的煤船里藏着二十五支枪的事在我们出发以前又被中国官厅知道了。当我们在繁华的吉林城前下锚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中国商人都佩带着从旧军械局里拿出来的起锈的军刀。然而他们并不禁止我们在街上行走，不过我们登岸以后，所有的商店都马上关门，官厅不许商人卖东西给我们。他们送了一些粮食到船上来，并不要钱。

秋天很快地完结了，开始降下霜来，天气已经冷了，我们不得不赶快回去，因为我们不能在松花江上过冬。总之，我们看见吉林了，然而除了那两个每天早晨到我们船上来的译员之外，我们就不曾和另外一个人谈过话。可是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知道这条河是通航的，而且还作了一幅从江口到吉林的松花江详图。靠了这地图的帮助，我们回去时就可以全速航行了。只有一次，我们的船搁了浅。但是吉林当局非常希望我们不致于被迫在江上过冬，所以派了两百个中国人来帮助我们脱险。我拿着一根竹竿跳在水里，开始唱着我们的江上之歌《都比露席加》，歌声促使大家同时把船猛然推动一下，中国人也十分喜欢这一办法，经过几次这样的推动，船就浮在水面上了。这件小事使我们和中国人结了亲密的友谊，我指的是那些似乎极其讨厌他们的妄自尊大的满洲官吏的老百姓。

我们参观了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住有从天朝充军到这里来的人，他们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有一天晚上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尤深。夜降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落里。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上了岸，我独自在村里散步。不久便有一百多个中国人围着我，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不懂我的话，但是我们通过做手势来聊天，彼此聊得犹如知己，意思大家都能了解。拍别人的肩头表示友谊，这确实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互相敬烟，为对方点火，这也是全世界共通的表示友情的方法。有一件事，他们觉得有趣，那就是：我这样年轻的人为什么要留起须来？他们不满六十岁是不留须的。我做手势告诉他们说，我之所以留须是预备将来如果没有东西吃，就可以吃须。这个笑话不久便在人丛中传遍了。他们大声笑着，更加亲热地拍我的两肩。他们把我带着四处走，把他们的房屋指点给我看。每个人都向我敬烟，他们全体把我当作朋友般看待，送我到轮船上。我还应该说，在这个村落里，连一个警察也没有。在别的村落中，我们的士兵和几个年轻军官与中国人总是能交上朋友；可是警察一来，什么都完了。警察一旦转过背去，他们便在他的背后做鬼脸，他们显然憎恨这些当局的代表。

我们这次远征，过后就被人忘却了。天文学家乌苏尔采夫和我两人曾把报告发表在西伯利亚地理学会的《回忆录》丛刊上；可是几年以后，伊尔库次克起了大火把所存丛刊和松花江原图一并烧毁。直到去年（1896年）中东铁路开始兴建的时候，俄国地理学家才发现了我们的报告，知道在35年以前我们的远征队就在这条大河上探过险了。

因为在改革方面已经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便尽力做一点在当前条件之下似乎是可能的事。然而结果只是使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也是绝对没有用的。我这时做了总督的随员办理哥萨克人事务，我便以这样的新资格把乌苏里哥萨克人的经济状况详细地考察了一番。那里的哥萨克人的收获年年都受损失，要政府在每年冬季供给粮食才得免于饥荒。当我从乌苏里携了报告归来时，我得着各方面的祝贺，我的官职升迁了，我得着特别的褒奖。我提出的一切计划都蒙采纳了，而且我的帮助人民移住或供给移民牛马的提案也蒙通过，还拨了一笔特别用款来实行这个提案。然而不幸，政府把实施这项计划的重任放在一个老酒徒肩上，他浪费了这一笔钱，同时残酷地鞭打那些不幸的哥萨克人，想使他们由此变成优秀的农夫。各方面的情形都是如此，上至圣彼得堡的冬宫，下至乌苏里与堪察加。

西伯利亚的最高行政机关倒有着很好的抱负，我可以再三地说，全面评价起来，西伯利亚的最高行政机关比俄国其他各省的行政机关好得多，开明得多，更关心人民的福利。然而这只是一个行政机关——一株大树的一枝，树根生在圣彼得堡，而那就足以麻痹它的任何优良的抱负，足以使它横加干涉以至摧残地方自发的生活与进步的萌芽了。凡是由地方上人发起的为国家谋福利的事总是受人猜忌，马上会遇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不全是出于行政人员的恶意，而是只因为这些人是隶属于一个金字塔式的，集权的行政机关。隶属于一个远在首都发号司令的政府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一般行政人员万事都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观察，因此首先想的是他的上司们会说些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对某事有何看法；至于国家的利益，那是次要的事。

我渐渐把精力用到科学探险上面去了。1865年，我探险于西萨彦岭，对于西伯利亚高原的地势有了新的了解，且发现了中国边境上的一个重要的火山区域。第二年，我又作长途旅行以求发现雅库次克省的金矿（在微丁与阿洛克马区域）与外贝加里亚间的直接交通孔道。在1860年到1864年的几年中，西伯利亚远征队的队员曾努力寻找这一条道路，他们企图跨过这些金矿与外贝加里亚之间的几列极其荒凉的岩质的平行山脉；然而他们从南方来，一到了那地方，看见这向北广延数百英里的荒凉的山脉的时候，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他后来被土人杀害）全都转身回南方去了。显然，要想成功，远征队便必须由北方移向南方——从荒凉陌生的山脉到更温暖有人烟的地区。我正预备作这样的远征之际，有人把一个通古斯人用刀在一张树皮上刻成的地图拿给我看。这张小地图（这是一个奇妙的证据，足以证明几何学的感觉对于那般在文明的最低阶段的人也是有用的，而且这地图一定会因此引起A.R.华莱士的兴味）在我看来似乎符合实际，我便完全相信它。我依着地图的指示从北方出发。

我约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博物学家波拉科夫和一个地形学者同行，先下勒纳河到北方的金矿地，在那里装备了远征队，准备了三个月的粮食，便向南行。一个雅库特族的老猎人在二十年前曾一度走过通古斯人的地图上所指示的那一条路。他愿意作我们的向导，沿着通古斯人用刀在白杨树皮上刻出的河谷与山峡，以跨过广延二百五十英里的山地。虽然那里并没有任何的小路可以通行，而且从一条山隘的顶上望去，所有的山谷都是一样地埋在森林中，在没有经验的眼里看来，它们似乎都是绝对相同的，但是那个老猎人却真正完成了这惊人之举。

这一次，我们终于把通道发现了。整整三个月之久，我们跋涉于几乎全无人烟的荒山中；走过了阴湿的高原，直到最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赤塔。我听说这条路如今已成为从南方输送牛马到金矿地的要道了。至于我呢，这次旅行极大地帮助了我后来发现西伯利亚的山岳与高原之地势的钥匙——然而我不是在写旅行记，所以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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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伯利亚所得的教训——东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人——他们的暴动——我辞去军职

在西伯利亚的几年生活给了我不少的教训，这些都是很难在别处学到的。我不久就明白要利用行政机关来做一点真正有利于民众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此抛弃了这种幻想。于是我开始了解人与人性，而且也了解人类社会生活之内在动力。很少见于书本的无名群众的建设性的工作，以及这种工作对于社会形式的发展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例如目击［东正教中］反仪式派教徒（这就是目下正移住加拿大而且得到英美两国人的热烈支持的那些人的同派弟兄）的公社移住阿穆尔河一带的方式，眼见他们因那种半共产的同胞组织得到了绝大的利益，明白他们是在许多政府的殖民努力失败时独力取得的惊人的成功；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得不到的学问。再后，我常与土人杂处，看见他们的那种远离任何文明的影响而构成的样式复杂的社会组织如何运行，对于我以后读书有绝大的帮助。由直接观察，我明白了无名的群众在完成历史上一切重要事件（甚至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时，我便和托尔斯泰在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表现的关于首领与群众的思想共鸣了。

我生长在领有农奴的贵族家庭，我走进实际生活时，也像当时的一般青年那样迷信着发号司令、责骂与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必要。可是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处理重大的事务，和人打交道。每犯一个错误，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时我才开始明白根据命令与纪律的原则行事与根据互相了解的原则行事之间的差别是多大了。

命令与纪律用于军队的检阅十分合适，然而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它就不值一文；那时，只有由许多集合意志的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目的。虽然我那时不曾借用党派斗争的说法来说明我的观察所得，但现在我可以说，我在西伯利亚丧失了我以前所具有的对国家纪律的信仰。我已经准备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了。

我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作出种种重大的改革计划，和阿穆尔河上成百的人打交道，用少得可笑的款项来准备和实行风险颇大的远征，如此等等。如果这一些事情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功，我以为这是因为我能够明白在重大的事业中命令与纪律收效甚微。到处都需要有主动精神的人；但一经推动，事业便不应该用军事方式，而应该以一种群体同心协力的方式来进行，特别在俄国必须如此。我希望一切以制定国家纪律方案为己任的人在计划他们的国家乌托邦以前，先进现实生活这所学校，那么我们以后便可以比现在少听到许多军队式与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之方案了。

不管这一切，西伯利亚的生活对于我渐渐地减少了吸引力，虽然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在1864年到了伊尔库次克与我相会，他做了这里的一个哥萨克马队的指挥官。我们两人在一起时非常快乐；我们读了许多书，讨论着当时的哲学、科学与社会学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两人都渴望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西伯利亚，这样的生活却完全没有。拉斐耳·庞佩利与阿多尔夫·巴斯蒂安两人路过伊尔库次克时，我们弟兄把这看作一件大事。我滞留在伊尔库次克的时期，只有这两位科学家到过这省城里来。西欧科学界，尤其是政界的消息，我们常从报纸上见到，很能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弟兄闲谈时，屡屡谈到回俄国的打算。最后，1866年，波兰流放人的暴动使我们睁开了眼睛，明白我们弟兄两人在俄国军队里做军官所持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当那些在贝加尔湖周围的绝壁上开凿新路的波兰流放犯起来作孤注一掷，打碎他们的镣铐，企图越过蒙古逃亡到中国的时候，我却远在微丁山中。政府派遣了军队去镇压他们，一个俄国军官被暴动者杀害了。我回到伊尔库次克才知道这个消息。那时，在伊尔库次克有五十多个波兰人受着军法审判。在俄国，军法会审是公开的，我每次都出席旁听，并且作详细的诉讼记录，寄给圣彼得堡一家报纸全文发表。这使总督大为不满。

在1863年波兰革命之后，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波兰囚犯已有男女一万一千人之多。这批流放犯大半是大学生、艺术家、退伍军官、贵族，其中最多的要算是在华沙及其他城市里的工人中聪明而极有教养的手工艺工人。大部分流放犯被判处苦役，其余的便定居在东西伯利亚各村落里，他们寻不到工作，处于半饥饿状态。至于判苦役的人，他们或在赤塔建造去阿穆尔河的驳船，或在皇家铁厂里劳动，或在盐场工作。其中要算造船的最为幸运。我曾在勒纳河畔看见那些制盐的囚人在一间小屋里裸着半身，围着一口盛满了盐水的大锅站立着，不住地用长铲子搅那沸腾的、浓浓的盐水。小屋的门大开着，让一阵阵的强劲的雪风吹进来。做了两年这样的工以后，这些殉道者便免不了死于肺病。

近来，一大批波兰流放犯又被雇用来修建沿贝加尔湖南岸的道路。这个有四百英里长的细长的高山湖，被一带美丽的群山环绕着。这一带的山离水面有三至五千尺高，把外贝加里亚、阿穆尔河两地与伊尔库次克隔断了。冬天湖水结冰，可从冰上通行，夏季又有轮船；然而在春秋两季里各有六个星期不通航，如果有人要从伊尔库次克到赤塔与恰克图（转北京），那时候只能够骑马走一条又长又曲折的路，跨过七、八千尺高的山。我曾经沿着这山路旅行，欣赏5月里尚有积雪的群山的景色，可是除了这一点，旅行便是真正可怕的了。单是爬八英里的山路走到叫做喀玛尔达极主隘口的最高处，已经花费了我一整天（从早晨三点钟到晚间八点钟）工夫。我们的马不断地在融雪中失脚，每天总有许多次连乘客一起落入在雪的表面下流着的冰水中。因此当局决定沿湖的南岸修建一条永久性道路，在那些屹立于湖岸的陡峭的几乎是垂直的绝壁上开凿一条道路，在那些从群山里汹涌入湖的近百条激流上修建桥梁。波兰的流放犯就是在做这种苦工。

在上一世纪中，几批俄国政治犯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过服从命运是俄国人的特性，他们从不起来反抗；他们任人把他们一寸一寸地杀死，却从不企图解放自己。波兰人却不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光荣），他们从不曾像俄国人那样服从过；这一次，他们便公然起来反抗。他们显然没有一点成功的机会，然而他们仍然起来反抗。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大湖，在他们后面是一带绝对不能通过的高山，过了山又是一片北蒙古的沙漠；不过他们打定主意要解除看守他们的士兵的武装，打成从前波兰暴动时使用的可怕的武器（把镰刀缚在长竿上作枪矛用）跨高山，过蒙古，到中国去搭英国轮船赴西欧。有一天消息传到了伊尔库次克，说在贝加尔湖畔筑路的波兰罪囚中有一部分人把十二个看守士兵的武装解除了，起来暴动。伊尔库次克当局当时只能派出八十名士兵去镇压；这一小队士兵搭轮船过贝加尔湖到对岸去和暴动者交锋。

在1866年的冬天，伊尔库次克是异常沉闷。在这西伯利亚的首都，阶级的区分还不像在俄国各省城里那样明显；伊尔库次克的“交际社会”乃是由许多文武官吏，以及本地商人的妻女，甚而至于僧侣所组成。在冬天，每逢星期四，便聚会在各会堂里。然而这一年冬天的晚会却没有什么兴味。票友演的戏剧不成功，连平常在伊尔库次克风行的大规模赌博也只能苟延残喘；这年冬天官吏手头很紧，便是几个矿山官员到来，也不曾带来大把的钞票，像往常那样堆在牌桌上给赌徒们助兴。

这一季实在是沉闷极了，因此正好给了乩盘、爱唠叨的鬼魂之类的降神术实验以一个好机会。那个在前一年冬天因善讲民间故事而成为伊尔库次克交际社会的宠儿的绅士，看见一般人对他自己以及他的故事逐渐失了兴味，便拿降神术来作新的游戏。他是一个聪明人，在短短一星期中，伊尔库次克的太太小姐们对爱唠叨的鬼魂迷得发了狂。那些不知道怎样消磨时间的人这时有了新的生活了。每一家客厅里都有一个乩盘，恋爱与降神术携手同行。一个我姑称之为波达洛夫的军官对于乩盘与爱情两件事非常热心。也许他在爱情一方面的运气还不及在乩盘方面的。然而波兰人暴动的消息一到，他便要求当局派遣他和八十名士兵同去。他希望赢得赫赫的军功回来。

“我去镇压波兰人，受一点轻伤一定很有意思！”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话。

他丧命了。“进攻暴徒之战”开始时（这次“战事”在总参谋部的记录中有如火如荼的描写），他正骑马立在指挥这一小队士兵的上校旁边。士兵沿着路慢慢前进。那时，他们遇上了五十多个波兰人，其中五六个有枪，其余的只有棍棒和镰刀。波兰人占据了树林，时时向外放枪。士兵们也开枪还击。波达洛夫中尉两次请求上校许他下马冲进树林里去。上校怒气冲冲地叫他不要动。然而他不管上校的命令，忽然不见了。树林里接连响了几下枪声，随之是狂叫，等到士兵们冲进去时，波达洛夫已经躺在草上流血。波兰人放完了枪弹便投降；战事就此终结，波达洛夫死了。原来他带着手枪冲进了树林，遇到了几个拿着矛头的波兰人。他向他们乱放枪，只伤了一个人，等到他的枪弹放完，其余的波兰人就一拥而上，用矛头把他刺死了。

就在这条路的另一端，在湖的这一边，有两个俄国军官对于那些尚在修造这条道路，并未参加暴动的波兰人随意虐杀，令人发指。其中一人甚至闯入和平的波兰流放犯的帐篷，辱骂他们，对他们开枪，重伤了两个人。

此时，西伯利亚陆军当局的逻辑是这样：一个俄国军官被害，就必须处死好几个波兰人。军法会审判了五个波兰人死刑：钢琴家查拉莫维支（一个三十岁的英俊男子，他是这次暴动的领袖）、赛林斯基（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曾在俄国军队里做过军官），另外三个人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总督马上发电报到圣彼得堡去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然而并不曾得着回答。他曾经答应我们不杀死那五个人，但是等了几天以后，他便下令在一天早晨秘密地执行了死刑。圣彼得堡的回答直到四个星期以后才由邮政送了来；给总督以“灵活行事”之权。但是那五个勇敢的波兰人早已被枪毙了。

人说这次暴动实在是愚蠢的举动。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暴动者毕竟得到了一点东西。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处决以及两个俄国军官的暴行（此事因法庭的记录而得以暴露于世），在奥地利引起了骚动。奥国政府便出来干预，支持那些参加了1863年的革命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加里西亚人。这次贝加尔暴动后不多几时，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犯的命运便大为改善，他们应该感激那些暴动者——感激在伊尔库次克被枪决的五个壮士以及和他们共同战斗的人。

对于我的哥哥和我自己，这次暴动是一个大教训。我们因此明白了和军队发生从属关系（不管什么从属关系）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虽然远在他处，但我的哥哥在伊尔库次克，他的马队还被派去镇压暴动者。幸而团队司令官非常了解他，便借故另派一个军官去指挥动员起来了的那一小队，要不然我的哥哥肯定不肯出发的。我若在伊尔库次克，我也会这样做。

我们两人这时决定辞去军职回俄国去。这不是容易的事，特别因为我的哥哥已经在西伯利亚娶了嫂嫂。然而最后，一切到底还是安排妥当，1867年初，我们便上了去圣彼得堡的路。